關于登封，在《厚重河南》寫過不少，自感并不陌生。

　　關于登封窯，只是偶然從朋友與專家那兒聽上幾句，抑或偶爾在有關文獻乃至中國陶瓷史上讀過那么幾行。

　　概而言之，沒怎么把登封窯放在心上，總以為登封窯不過是一地方小窯口耳。

　　今年以來，相繼寫了鞏義窯“唐青花”、禹州扒村窯“宋黑花”、禹州神篨窯鈞瓷等，其間查閱不少資料，雖然就此對登封窯有了些許新的認知，卻也平添一大疑問：地在大唐中國制瓷中心鞏義與大宋中國制瓷中心禹州、汝州之間的登封窯，制瓷所需的水、土、柴、煤等自然條件與環(huán)境，與鞏義、禹州、汝州相若；制瓷水平與窯口密集程度，與之當在伯仲之間--那么，為何鞏義、禹州、汝州等地諸窯名聞全國，登封窯青史難見，典冊無名？

　　細究緣由，倒也簡單：汝州汝瓷、禹州鈞瓷攀上“官家”，成為宋徽宗“御瓷”，正史與傳說，文人與百姓都在追捧；鞏義窯創(chuàng)燒的唐三彩、唐青花、白瓷等，則在20世紀乃至近幾年相繼出土，成為學界熱點，形成學術共識，媒體熱捧，唱響天下。

　　在正史與傳說中，汝官窯、鈞官窯弦歌不斷，近些年又被考古發(fā)掘所證實；鞏義窯唐三彩因百年前修建隴海鐵路而橫空出世、因瘋狂盜掘而風靡全球，至于鞏義窯把中國白瓷的誕生推進到北魏時期，把中國青花瓷的誕生上溯到大唐時代，則是21世紀考古發(fā)掘給予我們的一種“新知”。

　　與之相比，登封窯則沒有這種“幸運”--既沒被宋徽宗“官家化”，也沒因當下考古發(fā)掘而“學術化”。

　　這是登封窯的不幸，也是登封窯的幸運--在鞏義窯采訪，古窯現(xiàn)場不見三彩片陶；在神篨窯采訪，古窯現(xiàn)場不見片鈞……但在登封，若說鈞瓷殘片遍地都是，有些夸張；要說鈞瓷殘片很難尋覓，也是夸大其詞。

　　在登封，難以尋覓的，不是汝瓷、鈞瓷殘片，而是珍珠地刻花、劃花瓷器殘片，因為珍珠地刻花、劃花瓷器是登封窯的代表性作品，是中國此類瓷器的巔峰之作--這，是已故中國古陶瓷研究會會長、故宮博物院研究員馮先銘先生在1960年考察登封曲河窯后，得出的學術結論；它已寫入中國陶瓷史，并成為學術共識。

　　人怕出名豬怕壯，古瓷亦然……

　　但是，除卻珍珠地刻花、劃花瓷器，登封窯的其他古瓷，都難以成為該窯的代表性作品？

　　也許不盡然。

　　因為馮先銘先生所作的，只是地表調查，不是考古發(fā)掘。馮先生揭開的，也許只是登封窯的“冰山一角”；到了今天，登封窯考古發(fā)掘大幕，尚未開啟……

　　鞏義窯自北魏歷隋唐、五代以至宋初，積數(shù)百年，開創(chuàng)了一個中國瓷器的嶄新時代。但在北宋初年，因趙宋皇陵選址鞏義，該窯“和平斷燒”。

　　鞏義窯北宋初年衰敗，汝州汝窯、禹州鈞窯北宋末年崛起--在這一“和平演變”中，地在鞏義與汝州、禹州之間的登封窯，歷史上究竟扮演過何種角色，有過怎樣的作為？

　　今天，就讓我們一起，走進失落的登封古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