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欄的話 華夏文明源遠流長，雖屢經(jīng)劫難，仍有數(shù)以千萬計古籍存世，世界為之艷羨。作為國家總書庫，中國國家圖書館擁有各類古籍特藏品240萬件，其中，既有南宋以來歷代皇家收藏，也有求自民間的珍品。除被譽為“鎮(zhèn)館之寶”的“四大專藏”——敦煌遺書、《永樂大典》、《趙城金藏》和文津閣《四庫全書》外，尚有無數(shù)國寶深藏其中，出于保護的原因，平日往往秘不示人。5月26日至6月26日，“中華古籍特藏珍品暨保護成果展”在國家圖書館舉辦，一大批絕世秘藏真跡將首度公開展出。從今天起，我們擇其精華，以“國家圖書館館藏珍品巡禮”為欄，呈現(xiàn)國寶背后的故事，讓更多讀者共享中華文明之光。
在國家圖書館善本部所藏碑拓中，宋拓《神策軍碑》是最具傳奇色彩的珍品。
唐會昌三年(843年)，唐武宗李炎即位不久，當時如何修復與宦官的關系是擺在武宗面前的一個問題。
唐朝自德宗之后，宦官掌管禁軍——神策軍，專權(quán)局面逐漸形成。此前，武宗之兄文宗曾命朝官謀劃“甘露之變”，從而引發(fā)了朝官和宦官的激烈沖突，文宗也因此被宦官軟禁。武宗是宦官仇士良所立。因此，武宗決定巡視左神策軍，其用意在于向宦官示好，而仇士良也正好順從圣意進而請求建立頌圣德碑以回應。神策軍碑因此而立。
神策軍碑的碑文記錄了回鶻汗國滅亡及安輯沒斯來降等事，本身就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而此碑由翰林學士承旨崔鉉撰文，集賢院學士判院事柳公權(quán)書寫，更增添了此碑的藝術價值。柳公權(quán)書寫的碑文，其書法結(jié)構(gòu)嚴整，充分體現(xiàn)了“柳體”楷書骨骼開張、平穩(wěn)勻稱的特點，加之此碑刻工精良，拓本與真跡無異，故后世奉為柳書代表作。
依慣例，此碑拓本曾頒賜群臣，但流傳不廣。原碑大約毀于唐末戰(zhàn)火，后世也便無從傳拓了，至今僅有國家圖書館現(xiàn)存的孤本傳世。北宋末期，趙明誠在《金石錄》中曾著錄有一種分裝兩冊的《神策軍碑》拓本，這與國圖館藏恰好相同。因此，歷來猜測此本曾經(jīng)由趙明誠、李清照伉儷珍藏。遙想當年承平之日，趙明誠、李清照以詩書、金石自娛，摩挲賞玩的珍品中也有這件《神策軍碑》拓本，真是令人神往不已。
趙氏收藏經(jīng)靖康戰(zhàn)火而損失大半，劫余又流入權(quán)勢之家。國家圖書館珍藏此拓首有“秋壑圖書”朱文印，后有“封”字朱文印，知為南宋權(quán)臣賈似道所藏；后賈氏家產(chǎn)查抄入官，此拓成為南宋皇室藏品。今拓本為宋代內(nèi)庫裝裱，大約重裝于此時。元朝滅宋，歸翰林國史院，鈐有“翰林國史院官書”楷書朱文印。明代洪武六年收入內(nèi)庫，拓本末題有“洪武六年閏十一月十八日收”泥金小字一行。不久朱元璋賜給其子晉王朱棡，故首尾皆有“晉府書畫之印”、“晉府圖書”朱文印。明末，歸大收藏家孫承澤。清代又經(jīng)梁清標、安岐、張蓉舫、陳介祺等遞藏。
此拓原本上下兩冊，不知何時失去下冊。清乾隆時安岐《墨緣匯觀》記載上冊尚全，原有56頁。至清末陳介祺后人轉(zhuǎn)讓此拓時，發(fā)現(xiàn)第42頁之后丟失兩頁，僅余54頁。民國時，經(jīng)南方著名藏書家陳澄中收藏。1949年，陳澄中夫婦攜部分珍貴藏書定居香港。兩年后，傳言陳氏將出售藏書，并有日本人意欲收購的消息。時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長的鄭振鐸獲悉后，決定不惜重金將這批珍貴古籍購回，當即通過香港《大公報》費彝民社長和收藏家徐伯郊會同國家圖書館版本目錄學專家趙萬里與陳氏洽商，直到1965年成功地購回了“郇齋”所藏的善本，入藏當時的北京圖書館，其中就有《神策軍碑》�，F(xiàn)在，作為稀世珍寶，《神策軍碑》仍藏于國家圖書館書庫中。 (光明日報/歸義軍)
